敲响纪律警钟、筑牢自律防线

否则，如果只有证据事实才是证据的话，那么非证据和伪证(还有非法证据)之间的差别就无法显现，从不知真假的证据材料到必然为真的证据事实之间的认知性推论(可采性证明)的过程也无法得到恰当的说明。

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清律经过近百年的修订，继承了大明律的体例特点，《大清律例》在颁行时，在律文之前也附有图，进一步精简律文，形成了成熟的律例统编体系，并根据现实需要对条例进行制度化的增修，由此达到法典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多变性之间的平衡。

中国自古就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思想，为了保障国家官僚队伍的清廉奉公、运行有序，传统社会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职官治理体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在中华文明史上一以贯之，保护生态环境至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只有采用中国特有的词汇和话语体系去描述、解释中国古代法律现象，用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和观念去追寻中华法制文明的价值，才能为当前法治建设中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综上，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其中蕴含着完整的思想体系、成熟的规范制度、精密的立法技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治理智慧和价值追求，能够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提供来自历史长河的丰厚滋养。

在《大清会典》中，甚至对官员的离任、赴任的天数都有明确规定。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所以拥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与其一系列鲜明特征密不可分。但同时，地理标志保护所涉及的法益并不限于防止假冒和混淆，而是包括基于特定产品、特定质量、特定声誉、特定地理环境形成的特殊法益。

但是，这种单纯竞争法上的保护确有可能导致地理标志保护陷入公地悲剧。仅仅具有一般性的质量的产品即便是生产质量很高，也不具备地理标志制度保护的特殊法益，或通过产地标记进行保护，或通过普通商标进行保护即可。特定的地域可以通过气候、土壤、地势、山川河流、地域文化等清晰地予以限定。也就是说，地理标志引发的联想既包括产品，也包括产地以及特色质量，而不是仅引发与特定生产者或者地域的联系。

第二是特定产品的有特定声誉，要保护的是特定产品所引发的与产地和特色质量的固定联想。主观关联的观点认为质量中性，无论是仅与产地自然因素还是仅与人文技艺相关的产品，甚至与自然、人文因素均不相关的质量中性产品，只要具有与产地相关之声誉，均可受到地理标志保护。

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瑞士制造，都以产品为载体，附加了国家生产制造的抽象形象和声誉，并由此带来产品的附加值和生产者的竞争力，以及促进原产地国家提高产品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有必要通过真实产地标注的方式予以区分。在假冒的侵权法理论中，被告的欺骗意图是构成侵权的必要条件。例如粤菜、山东特色、南京风味小吃等等。一方面，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禁止有误认为他人的商品、营业活动、商品原产地等活动，日本明确将虚假标示商品产地的行为明确列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在商品、服务及其广告中、或者在交易所使用的文书或信函中，对商品的产地、作引人误解的虚假信息标示的行为。

地理标志虽然是竞争法上保护的法益，实质上并非专有权，其核心在于和产地、产品紧密联系的商誉，但由于其涉及利益越来越广泛，以及各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作为专有权保护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大。为此，特通知如下：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法国除外）企业不得在酒类商品上使用‘Champagne或‘香槟（包括大香槟、小香槟、女士香槟等）字样。也就是说，地理标志的保护不直接涉及注册与否的问题以及财产权，而仅涉及虚假与否的问题，地理标志保护的法理基础与是否注册以及是否为特定主体的财产权无关。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将香槟或Champagne作为酒名使用，这不仅是误用，而且侵犯了他人的原产地名称权。

具有特色质量和基于特色质量的商誉的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并不代表具有地理标志保护的法益。同时，特定的地域划定也基于人文因素的独特性。

这种认定必须基于地理标志所具有的特定产品、特定质量、特定声誉、特定地理环境的本质特征，遵循地理标志的规律，通过明确地理标志的真实性、特异性、地域性、关联性来确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范围，确定其利益相关人的义务。从保护义务的规定看，对于货源标记和原产地的名称虚假者，即应予以法律处置，而不论其是否有权利人或者专有权。

为此，欧洲部分地区形成了对假冒产地行为进行惩罚、并对合格产品进行鉴定的体系。涉及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始于1883年缔结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这种商誉同时又要有较长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已经客观上内化于生产者、消费者的共同认知中，甚至已经成为消费文化和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会引起对特定地区特定产品和特定质量的固定的联想，从而将其与普通商标仅与特定的生产者的单一联想区别开来。强调从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机制不能明确赋予产地范围内的特定经营者明确的请求权和救济权，难以有效满足地理标志产品经营者权益保护的诉求。为此，赋予地理标志一种私权的外壳，创造法律上的权利人，从而使得公权力怠于行使的权利转变为私权主体的积极权益就成为现实的必要。我国地理标志产品的审查则主要着眼于产品产自特定地域的真实性和产品的质量特色。

可以认为，真实性是地理标志的法益的普遍性基础。为此，通过专门法予以保护就有了客观的需要。

其中，特定质量是地理标志（及其产品）特殊法益的客观物质基础。商标审查要基于显著性，其法益在于权利人确定的商标与自身的关联性。

一是在客观上存在并非地理标志而又类似于地理标志的带地理标记的产品名称，不事先予以甄别认定则会造成司法和行政成本的无谓提高。反之，由这一法益也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则有义务和责任用既有的生产方式确保稳定的特色质量而不能随意改变。

总体看，欧洲认定地理标志的标准涵盖了地理标志保护的诸多要素，覆盖了地理标志的特殊法益，符合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律，但其并没有抽象出地理标志认定的本质特征。这种管理要借助法定机构、采取法定程序、依据法定标准。由于美国法律实际上仅立足于禁止假冒和欺骗，因此，其制度仅关注产品来源和市场主体所在地与带有地理标志的商标的真实性，并不关心产品本身（例如其生产环节与特定地域的关联性，特色质量与特定地域的关联性等等），对地理标志的特殊法益并没有足够的保护甚至没有保护，主要是通过在商标注册的审核过程中审核来源是否真实来对地理标志予以消极保护的。如前所述，由于美国把地理标志作为商标法的子集，其对商标法下的地理标志审查遵循商标注册的规律，主要是主要是地理标志描述意义的标记，不得注册为商标，除非通过商业使用取得了显著性。

由于法律上缺乏完整的权利建构，没有明确的权利人，而公权力机关在竞争执法方面的主要客体乃是反对垄断和实现市场充分竞争的问题，对于假冒这种过度竞争的干预往往缺乏积极性。特定质量和商誉与特定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客观关联是地理标志特殊法益的科学基础。

现实表明，简单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框架，采取消极保护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混淆和欺诈，但难以解决保护地理标志特殊法益的问题，从实际上看，商标制度也只能为地理标志提供相对较弱的保护，而这种保护的前提是：既要调整适用注册商标法上的显著性规则以及近似性审查等规则，还要在使用环节突破商标许可转让的规则，同时要区别性适用通用名称规则，对商标法内在的逻辑结构造成了实质性和结构性影响。如果单纯以主观关联为基础，商标法和竞争法即可完备地予以保护，而只有客观关联性才是地理标志保护的特殊法益。

对于地理标志而言，其特殊法益首先是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因素，具体表现为地理标志首先是识别货物的国别来源的标志，即便是地区或地方，也统摄于一国领土之内。一种理解认为，地理标志的关联性就是消费者将特定产品与特定产地相联系，它存在于消费者认知中，此为主观关联性。

同样，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1993年）也规定，防止在商品的地理来源上造成对公众的误导，实际上要求不得将地理欺骗描述性标记作为商标来保护。同时，地域必须特定化。因此，作为来源地的代表人或代表机构——例如主权政府或者地方政府——不能允许带有自身标记的产品粗制滥造或者由个别市场主体随意改变产品的特色，从而实现对当地居民整体利益的保护，这就需要公权力机关或者公众代表机构对特定产品实施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由此，利益相关人有共同维护其商誉的责任，亦不得擅自扩大生产地域，从而将这种特定商誉置于风险之中。

从我国法院判例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地理标志和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不同，一般不以权来表示，其权利往往并非基于单纯的注册而产生，而是经过较长时间基于特定地区的生产者的生产行为而形成的权益（在不少国家需要经过行政确认），不是特定的人可以通过个体或集体的创造性劳动而形成的权利，其法益与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完全不同。

从本质上看，由于地理标志保护涉及主权因素、行政区划、山川河流、产地保护、质量控制、消费者权益保护等诸多方面，地理标志和大陆法系的注册商标等专用权不同。实际上，产地来源真实性的法益通过商标法和竞争法的规制即可解决。

而客观关联性则存在于专门法保护中，表现为原产地名称之概念。其中，对商誉的认知不仅存在于产品之上，也存在于产品和产地的关联之上，这也是地理标志和商标的不同之处。